8月31日晚上8时左右，26岁的产妇马某从医院绥德院区住院部5楼坠下身亡。目前院方与家属各执一词，医院称家属多次拒绝改为剖宫产，而家属则表示，是院方拒绝剖宫产。马某的母亲郝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8月31日傍晚，女儿第一次从产房走出来，“疼得站不定了；第二次出来，说还疼痛……疼得准备蹲下但又蹲不下来，不小心就跪下了。”
难以忍受的疼痛，成为这场已经演变为罗生门的事件的焦点，也引发了很多有过疼痛生产经验的母亲的共鸣。大家纷纷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产经验。生产当然伴随着疼痛，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物质水平的提高，这种生产上的疼痛是否还是必要的？是否是可以减轻的？在历史上，疼痛是如何与生育行为慢慢松绑的，又遭受了哪些阻力？是什么力量让女性羞于启齿，羞于诉说生育时经历的疼痛，将其理所当然作为通往一位合格母亲道路上的第一道门槛？
更进一步，怀孕和生产，不仅是一个自然概念，也是一个文化概念。在有关生育的讨论中，自然-文化的分析框架一直存在。怀孕究竟是一种自然状态还是一种疾病状态？随着启蒙时代的到来，西方社会中的身体逐渐被病理化和医疗化。但在必要的时候，女性的生育行为又会被还原为自然的生理过程。在这种边界的不断游移中，女性可能从来没有享受作为女性的主权、也从来没能够真正地为自己的身体做主。
西方历史中的疼痛与生产
很多关于生育的研究着眼于生育方式的变化——从前现代的、助产婆接生的生育方式过渡到工业化之后、迅速被医疗化的、由生物技术主导的生产方式，这种从自己家中医院的过渡，成为了生育医疗化、病理化的有力证明。然后却极少有人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