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击蓝字 前面我们讨论过，从史义层面讲，刘知幾崇尚经学，以经评史。这是因为，刘知幾著《史通》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那就是“激扬名教”，以达惩恶劝善之目的。对此，很多《史通》研究者都无异议。刘知幾在评论史家史书时特别突出名教标准，“史官之责也，能申藻镜，别流品，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，上智中庸等差有叙，则惩恶劝善，永肃将戎，激浊扬清，郁为不朽者矣”。他认为突出名教的史书就是史家楷模，“盖《书》之所主，本于号令，所以宣王道之正义”。“昔夫子修《春秋》，吴、楚称王而仍旧曰子。此则褒贬之大体，为前修之楷式也。”他从名教角度评价《史记》，认为《史记》之本纪“皆言罕褒讳，事无黜陟”。他批评《北齐书》《隋书》沿用旧史文字，把一些忠臣义士书为叛逆，“书事如此，褒贬何施”？在评论史书和史家的过程中，刘知幾常常感叹有些史书“无益风规，有伤名教者矣”！凡是有益名教的史书，哪怕所载内容荒诞芜杂，刘知幾都会予以肯定，反之，则予以批评。有学者指出，刘知幾强调实录和直书，但当实录直书与名教发生冲突时，刘知幾的价值立场就会偏向名教，维护名教。刘知幾强调名教，以达惩恶劝善之目的，意欲何为呢？这就必须深入到汉唐经学发展的内部去看问题了。
经学自汉代确立以来，便慢慢产生了僵化的弊端。汉代经学重视家法师承，“对于弘扬、普及儒家经学的价值是巨大的，但固定的文本、专门的师承，势必造成学者视野的狭窄，也阻碍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，最终使儒家经学走向破碎大道的章句之学……汉代儒家经学独尊之后，经学学者往往只是在传承前人的思想，而很少再有新思想的萌生”。汉代经学的烦琐、僵化，经过魏晋南北朝各种思想的冲击后，分崩离析。唐代结束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后，重新建立了大一统王朝。大一统王朝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，于是唐太宗命孔颖达修《五经正义》，划一对经学的解释，并将其作为官方指定的经学教科书。经学由原来的学派林立逐步走向统一，人们有了一个读经解经的范本，皮锡瑞称之为“经学统一时代”。经学的统一疏解虽然满足了大一统王朝的要求，但再次使经学变得僵化，无法为具有创新意识的学者所接受，于是在唐代兴起了一股疑古惑经思潮，刘知幾就是其中的一员。他以史学为武器，对经书进行疑辨，通过经史互证，意欲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。
实际上，在刘知幾的眼里，经依然是经，只不过他眼里的经不是“神圣化”的经，不是绝对的真理，而是“理性”的经，是可以发展、可以进行多方面诠解的经。刘知幾意欲消解自汉代以来形成的经学神秘主义，建立对经学的理性理解，重释经典，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，其方法便是从史的视角诠解经，“按照史书的修撰标准对经书中不实的记载加以批评”，破除经书迷信，使之回归到理性状态。这也就不难理解刘知幾为什么会在意识形态上，或者说史义上崇经宗圣，坚持经为史则，而在史法上贯通经史，倡导经史无别了。因为就前者而言，刘知幾是传统士大夫，对作为文化正宗和主干的经书充满崇敬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就后者而言，刘知幾是史学家，“三为史臣，再入东观”，熟悉历代史事，有着史家的理性，从史学角度解释经典，也属顺理成章。冯天瑜曾说：“在中国，与元典神圣化、神秘化倾向相抗衡，古来即有对元典作理性解释的传统，其主要表现形态便是打破‘经’‘史’之间的壁垒。”问题的关键是，刘知幾从史学的角度挑战经书的神圣性，将“神圣化”的经还“俗”，是温和的而非激进的，并在经、史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。在史法层面上，刘知幾把经书与史书放在一起考察，没有此经彼史的观念。他认为经与史都要通过裒辑资料，运用一定的编纂方法，保存史事，重现历史。因为要“述往事”，所以经与史都会存在缺陷、错漏与局限。对于史法层面的经史关系的认识，刘知幾主要采用了事实判断。在史义层面上，刘知幾强调以经统史、经为史则。他认为经蕴含救世之道，通过褒贬劝诫，彰显社会道德力量，史要向经学习，实现干预社会的价值。对于史义层面的经史关系的认识，刘知幾主要采用了价值判断。就是在这样的认识之中，刘知幾贯通经史，在史义层面上尊经，在史法层面上重史；倡导以客观史实充实经典，戒除经书虚妄不实之弊，以经世意蕴完善史书，纠正史书徒然记事之病。刘知幾在不动摇经学思想根基的情况下，通过经史互证的方法，破除唐代“统一经解”所造成的思想僵化，为经史之学的发展寻找出路。
信息采集：张璐瑶
文字编辑：徐成
媒体编辑：李昕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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